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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岛眷村:老兵乡愁在此安放

发布时间:2015-08-18 10:35 类别:体育

[摘要]台湾眷村多已消失,那里曾是国民党老兵寄托乡愁的“家园”。8月15日,二战日本投降70周年,探针独家探访眷村,还原那些抗战老兵们的“乡愁”人生。

94岁的董国璋静静地看着手上的勋章——比硬币略大略沉。这是不久前,台湾政府颁予他的抗战胜利纪念章,透过纪念章,他似乎能重又看到七十多年前那段颠沛流离的戎马岁月。

1943年,从陆军学校毕业后的董国璋,加入第二批反攻缅甸的远征军化学部队,“日本军队用毒气,我们反攻,用催泪化学毒气让他们无法张开眼睛,用喷嚏毒气让他们闻到之后拼命打喷嚏,让日本一步步撤退,最后结束缅甸战争”。

如果不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人们很难将这名生活在台湾荣民之家的矍铄老人,与曾经的激烈战争联系在一起。抗战胜利70周年的节点,让像董国璋一样的老兵,再次出现在人们重温历史的视线中。董国璋记得,在获颁勋章的当天,自己激动得差点落泪,就像70年前的8月,得知日本投降了一样。“七十年了,终于等来了”,董国璋们所等的,并不只是一枚纪念章,更是对历史记忆的复盘,也是对饱受家园放逐之苦的台湾老兵们情感上的补偿。

宝岛眷村:老兵乡愁在此安放

94岁老兵董国璋(左)获颁抗日胜利纪念章。

董国璋出生于福建福州,1945年抗战胜利后又参加国共战争,并于1949年带家眷随国民党部队退守台湾,“当时想着三五年或许就能回故乡,可是没想到,这一等就是几十年”。

根据公开的资料,与董国璋一样,六十多年前辗转来到台湾的国民党部队多达60万人左右,但相比于董国璋,更多老兵显然没有那么“幸运”:那一代亲历过战争的老人,现在至少已经八九十岁,在世者稀少——他们没能等到这份迟来的荣誉纪念,更有不少人没能等到两岸解禁回故土寻亲。

在位于台北市三重区的空军三重一村,生于江苏镇江的81岁老太太吕玉珍告诉探针,她已经去世的丈夫姜明当年就参加过抗日战争,即便台湾政府规定遗属也可以提出申请,但现在很多材料已经在台风肆虐时损毁,她也无法再去申领抗日的相关荣誉。现在唯一能够给她数十年远离故土的生活以慰藉的,便是她仍孤身一人生活的村子,被保护起来的村庄有太多她与丈夫以及其他军人、眷属的故事,这些故事构成了现在大多数在台的老兵和亲人们共同的支撑。

在台湾,像三重一村一样的聚居区有一个专门的名词:眷村。顾名思义,眷指眷属,而台湾的眷村专指军人及眷属居住的村落,据统计,全台共有大大小小的眷村900座左右。长期从事眷村文化保护的外省台湾人协会这样描述眷村的出现:1945年二战结束、日本战败后以及1949年前后国民党军队在国共内战中败退时,为了安置数量巨大的来台军民,短时间内大量建造而成。这是台湾史上最大的移民潮。

如今,在台湾,已经绝少有像吕玉珍这样,在眷村生活五六十年以后,仍旧坚守在老旧的小房子中。在历次的改建和保护运动中,承载着众多老兵和家眷乡愁的眷村陆续被拆毁,而今全台仅余三四十处,而仍有老人住在其中的,不过三两处,像董国璋,早已从所住眷村搬至荣民之家居住。

宝岛眷村:老兵乡愁在此安放

“搬走的,很多并非自愿,毕竟这里早已成为他们在台湾安身立命的根。”生长于台湾南部一座眷村的新北市眷村文化协会理事长李俊贤告诉探针,“眷村就像是一个小中国,人们来自五湖四海,共同背负背井离乡的苦恼,在一个半封闭的群落里,他们坚韧地生活,不断把眷村改造成符合自己内心期许的家园。”

六十多年来,当年正值青壮年的眷村第一代、在眷村生长起来的第二代、逐渐远离眷村的第三代,各自经历了不同的眷村印象,大体上,第一代思念大陆的乡愁浓重,第二代对眷村感情深厚,第三代则逐渐远离前两代的乡愁,走向更现实的台湾。

眷村一代:“竹篱笆”里的乡愁

被问及老家是哪里人的时候,《宝岛眷村》主编张嫱的第一反应是“台湾人”,再思考一会儿之后,她会回答“我爷爷是辽北人,祖籍算是辽北人吧”。

这是一个已经消失在历史中的地名。辽北省是1949年以前,中华民国政府设立的一个省级行政区,新中国成立后被废除,所属地方被划归现今的辽宁、吉林、内蒙古。张嫱的爷爷张太亨便是当时的辽北省昌图县人,现在属于辽宁。

但张嫱记得,每次在家中教导子孙自己身上所留血脉归属时,爷爷总是会念叨“我老家在辽北,附近有条大河,叫巨流河”。“以前台湾旧身份证上有‘籍贯’一栏,每次填各种表的时候也要填,从小我就写‘辽北省昌图县’。”张嫱告诉探针,虽然如今辽北已经不在,巨流河也已经改名叫辽河,“但骨子里是有一种家园被隔开的感觉”。

1949年,在海军服役的张太亨带着全家跟随大部队到台湾,“有两个孩子能自己走路就带在身边,另有一儿一女还不会走路,太过拥挤匆忙,只带了小儿子,三岁的小女儿被留在了昌图靠山屯老家”。

在张太亨的自传《生平事略》中,他回忆,自己原本以为,只是要到台湾稍避风头,很快就能返回大陆,却没想到,一去难回。张太亨的想法在当时十分典型。“当时蒋介石提出的口号是‘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张嫱说,台湾在当时大家的心里,只是一个“复国基地”的临时住所,“眷村也就成了承载他们思乡情绪和后来无奈落地生根的符号”。

宝岛眷村:老兵乡愁在此安放

老家何在?张嫱的爷爷在东北老家旧址(张嫱供图)

并非所有军人都能住进眷村。根据台湾《国军建军发展史》非正式统计,1949年前后到台湾的部队人数约有60万人,眷属约有15万人,而实际上能够分配到眷村的眷户仅有102812户,“能分配到眷舍的军人都是表现较佳、服从性较高的”,而住进眷村的人,也因为军阶高低享有不同大小的房子。

在新竹市眷村博物馆的一角,探针看到,“毋忘在莒”的石碑至今仍在。战国时期,小国莒国沦为齐国的一个城,公元前284年,齐国被燕国乐毅率领大军连攻七十二城,仅剩即墨、莒二城为最后固守,最终,齐国在田单的领导下以莒城为基地,经历五年成功收复失地。在当时的国民党将士看来,台湾便如同莒城,他们有朝一日终归是要收复失地的。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毋忘在莒”的标语在所有眷村中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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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眷村博物馆中,一面围墙上有“毋忘在莒”的标语。(王怡波摄)

由于没有久居的打算,眷村一开始便是为了便宜,利用原有建筑,或改造或新建的简易住所。长期在三重一村从事眷村文化保护的董俊仁向探针出示了最初眷村留下的一些影像资料,其中依稀可见,早期眷村中,以日军遗留下来的房舍改建的,仍保有日式建筑的风格——木造房屋、地板增高、配有日式阁楼;而在营区附近空地新建的,大部分用竹篱笆围住,以竹子、茅草和着泥巴简单搭建而成。

“竹篱笆”一直被视为眷村的代名词。现在的新竹眷村博物馆外围也仍旧围着竹墙,令来访者感受当年的氛围。

1960年前后,大部分眷村又经历了一场巩固改造。当时的“中华妇女反共联合会”募集捐款,将“竹篱笆”改建成或平房式或两层楼砖造式建筑,此后沿用数十年,直到近一二十年来方才被陆续拆毁。“台湾当局那时候开始认清形势了,知道基本上没有可能反攻回大陆,而原来的眷村条件实在太过简陋,无法住人,于是才开始规划建设要长期居住的村落。”张嫱说。

台北北投中心新村自治会理事长张聿文告诉探针,另外一个原因是,认清形势后,1959年,台湾取消了限制青年单身军人结婚的“禁婚令”,“很多人要开始成家了,自然要有更安稳一点的住所”。

但大部分眷村的名字和人员组成,并没有因为建筑形式的变化而不同。陆光一村、海光四村、左营海军新村、空军三重一村……很多眷村从名字中就能看出属于哪一军种、位于什么区域,而其中所住人员,便是对应军种的官兵和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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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三重一村。(王怡波摄)

“有点像大陆的部队大院。”李俊贤是眷村二代,自小在眷村中生活,“一开始有些眷村也有军事化管理,但是慢慢地,就变成了人情味很浓的地方。大家都是有家难回,来自大陆不同的地方,又聚集在同样陌生的地方,很快他们就会熟络起来,形成一个半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小社会。”

他们要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寻找家园感。

张嫱是眷村第三代,自小生活在台北,并不与生活在左营眷村的爷爷做伴,但令她至今印象深刻的是,每年过年,“我们全家要在眷村爷爷家里团聚,而且必吃东北酸菜火锅,每年过年爷爷总是在说张家的历史,老家过年的习俗,巨流河畔家乡的童年故事,冬季落满大雪,夏天田地里长满可口的鲜瓜,还有那些留在东北的面目模糊的亲戚们”。

“这些回忆在东北火锅迷漫的烟雾中,飘渺虚无。”张嫱说。

就在乡愁反复累积释放的过程中,第一代眷村人在台湾已经度过了将近70年的时光。他们中大部分人已经逝去。按照1949年赴台时20岁来计算,当初那60万官兵,现在平均也已超86岁,而台北市荣民服务处一名负责人告诉探针,现在全台80岁以上的老兵,仅余两万人左右。

现在还生活在北投中心新村的林琴今年80岁,她丈夫于几年前去世,如今她孤身一人住在眷村老宅中,在她眼里,如今只有这座村子才是她的家乡。同样是眷村第一代的吕玉珍,则成为三重一村最后一户不愿搬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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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投中心新村村民林琴正在修整收到台风影响的花木。(王怡波摄)

日久他乡是故乡

乡愁在眷村中郁结。相互扶持变成了消解乡愁的最有力武器,“大家面临的处境差不多,很容易产生共鸣”。在回忆性的描述里,眷村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描述为“温馨的大家庭”,“爸爸是军中同事,妈妈在家是邻居,小孩上学是同学”,这样的关联性,在长久的生活中,让眷村人逐渐弥合乡愁的伤口,“他乡作故乡”。

尤其是对于像张聿文一样的眷村二代,作为成长的家乡,眷村已成美好回忆的意象。

张聿文是北投中心新村二代居民,至今仍然生活在这座原来因陆军医院而设的眷村中。虽然多次返回湖北汉川老家探亲,但并不能改变张聿文心中关于“眷村就是我的家”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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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投中心新村自治会理事长张聿文。(王怡波摄)

在张聿文的回忆中,早期眷村的生活艰辛,全村只有一座公共厕所,厨房也是几家共享,煮饭做菜轮流使用,“但正是这样的氛围,让眷村人都不分彼此非常亲近,加上来自不同的地方,我可以看看你炒的四川口味的菜,你可以尝尝我做的苏杭风味的小吃”。

张聿文的父亲在陆军医院做军医,刚分到眷村时房子仅有二十平方米左右,母亲刚生张聿文时,因为奶水不够,基本上是到村里其他生孩子的母亲那里,东借一口,西借一口,“我就吃着‘百家奶’长大,眷村很多人都是这样互相扶持过来的”。

直到现在,北投中心新村中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见到邻居的长辈,并不以阿姨相称,而都是叫“妈妈”。

北投的特色资源是温泉,张聿文记得,村子里原来只有一处公用的温泉浴室,只有一间洗澡间,女生洗男生等,男生洗女生等,后来加建成男女各一间,从傍晚开始,男男女女端着盆去洗澡成为村中一景。每次洗澡间前总是挤满了孩子,那里也成为第二代群体交流之处。

“在眷村生活,你会感觉,自己生活的空间让家的概念向外延伸了。”张聿文告诉探针。

祖籍广西的李俊贤也是眷村二代,他对自己的眷村生活同样充满怀念。尤其是吃,“眷村味可以说是集合了大陆的美食地图。”李俊贤随口盘点,麻辣够味的辣子鸡丁,外酥内脆的烧饼油条,扎实带劲的山东馒头,酸劲十足的东北酸菜白肉火锅,肥而不腻的东坡肉……

家家乡愁,而在日常生活起居中,眷村人将乡愁演化为食物等生活元素,一次次做出家乡的味道,“既然回不了家,总要吃些家乡菜”。李俊贤举例,居民以云南人为主、来自滇缅边境部队的桃园县忠贞新村,米干、米线就是他们的主食,他们的饮食习惯甚至影响了附近地区,在周边形成了台湾云南美食的大本营。

如今,眷村菜在台湾已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菜系,以牛肉面为代表的众多独特菜肴深受台湾人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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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村人制作的腊肠。(李俊贤摄)

大部分眷村第二代并没有在大陆生活的经历,但从他们在台湾降生开始,父母一代的乡愁便始终萦绕他们。

比如在说话识字上,大陆老家的地址基本上是每个眷村子弟的必修课。就如同张嫱要记住“辽北省昌图县”一样,眷村的孩子们从小就被要求记住或者近如福建浙江或者远至内蒙东北的地名。

李俊贤回忆,实际上,谁都不知道,背这些地名到底有没有用,“虽然现在想起来那时候大家已经对回不去的形势有所了解了,但从心里面,还是抱有一丝侥幸的希望,希望有一天能回去”。

“对下一代的家庭教育,实际上对长辈而言就是对刻骨乡愁的自我疗愈。”李俊贤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而对李俊贤这些眷村二代来说,这样的独特教育方式,营造了他们特殊的温暖的童年。

“一开始长辈是想离开台湾,但现在,我们又不舍得离开眷村。”张聿文说。

“日久他乡是故乡”,这源于一二代眷村人旧乡愁和新乡愁的交织,又指向日积月累的平凡当下。

尤其是一些较大的眷村,基本上形成了一个较为封闭的生活圈,有些早期便已具备了广播设备、洗衣场、电影院、福利社、小学、托儿所等。仅仅在不得不外出时,他们才会走出竹篱笆。“又因为是来自大陆各省,所以有人会把眷村称为‘小中国’。他们跟本地台湾居民在一开始互相交流并不多。”张嫱回忆,上世纪九十年代,她上大学期间与同学游玩,要自驾去爷爷的左营眷村,路上问了很多人,却都说不知道。

在三重一村文化广场的一角,一名设计者在这里设计了几面拐弯凸透镜并排而立,上面印有秋海棠叶子形状的中华民国地图,可是唯独没有台湾岛,有解释者将这解释为,眷村人心心念念的就是那个回不去的大陆,而脚踩着的便是那地图上没有的台湾土地,“所思与所在是两个家乡,一个在消失的长辈时光里,一个在当下的真实眷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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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一村转弯凸透镜中的“秋海棠”地图。(李俊贤摄)

正在脱落的“外省人”标签

伴随着老兵们的逐渐消逝,眷村也正在成为历史,而眷村所承载的台湾“外省人”的标签也正在脱落。

探针走访多名眷村第三代,在他们身上,很难再看到眷村第一代身上对大陆的旧乡愁、第二代人对眷村的新乡愁,他们大多生活在都市,住进高楼。但眷村在他们血脉中烙下的印记并未完全消失——有的眷村三代开始从社会学视角去追溯眷村在台湾社会阶层的独特价值;有的开始搜集史料,向那些没听说过眷村的台湾人和大陆人介绍这个独特的大社区群落;有的对眷村并无太深感情,但总因为出身眷村的身份被感兴趣者追问。

“外省人”在台湾特指1945年“二战”以后来到台湾的中国人,其人口规模至今仍在台湾占比不小。根据公开资料,外省人人口约占台湾人口15%左右,约有300多万人。眷村人只是台湾外省人的一小部分,却是很重要的部分。“一个是因为当初能住进眷村的人,应该都是比较受认可的军人,另一方面,这些年眷村确实也出过各个领域的众多知名人士。”张聿文说,宋楚瑜、胡志强、龙应台、郭台铭、高希均、邓丽君、林青霞、蔡琴、王伟忠、赖声川、朱天心等等,甚至包括马英九,都是眷村人。

但现在,六七十年过去了,外省人在台湾已经落地生根,跟本地融合在一起,很难再区分外省人和本省人。而伴随着外省人身份的弱化,眷村正在急速消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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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丢弃的眷村门牌犹如余晖中的墓碑。(李俊贤摄)

十几年来,台湾大大小小的眷村陆续被推平,眷村人由平房住进楼房,由封闭但人情味浓厚的社区变成各自隔绝、来往稀少的现代化公寓。李俊先生活的眷村十几年前就被拆毁,待到他意识到过往之珍贵想要留存一些影像资料时,才发现为时已晚。

同样的尴尬发生在各个村庄。8年前,台湾著名电视人王伟忠所成长的嘉义眷村也面临拆迁改建,为了保留历史,王伟忠倾力与同样是眷村人的著名导演赖声川合作,创作了一部以嘉义眷村故事为原型的话剧《宝岛一村》。这部话剧先后也曾在大陆演出多场,最近一次为半个月前在青岛上演,历史的纵深感和乡愁的割裂感在大陆也赢得了观众强烈的共鸣。

眷念归眷念,拆迁改建仍在继续。“没办法,一方面也是房子到寿命了,尤其是有些眷村的房子本身过于简陋,又经过那么多次台风地震修修补补,存在很多安全隐患。”董俊仁告诉探针,但他们正在努力地让台湾能够保存下来更多的眷村原址,“人搬走,但村子留下来”。

2009年,台湾公布《国军老旧眷村文化保存选择及审核办法》,办法要求,眷村保存将分北区、中区、南区、东区、离岛五区进行,每区选择一到两处眷村现址进行保存。但事实上,眷村在各区并非平均分布,这样的平均保存办法颇受争议。“现在,全台应该有三四十处眷村保留下来。”李俊贤说,但是绝大多数已经不再住人 。

以历史最久远的台北四四南村为例,原本的房屋外观全部被保留下来,但用途已经改为:有的成为眷村文化馆,有的成了眷村文化亲子馆,用以供市民了解那段特殊的历史。探针在四四南村看到,该村位于台北最繁华的地段之一,毗邻台北著名的地标式建筑101大厦和世贸中心,矮旧的眷村平房和高达500多米的101大厦形成鲜明对比。

张聿文所在的北投中心新村是全台湾唯一住户还大多住在村中、村房屋保存良好的眷村。他的儿子张绍琰同样生长于中心新村,与其他眷村第三代不一样的是,24岁的张绍琰对眷村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感情,大学毕业后,张绍琰加入父亲发起的中心新村自治会,为保护中心新村而奔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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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投中心新村,现在仍有五六十户人住在村里。(王怡波摄)

如果说张聿文保护眷村是出于对眷村独特历史和自己生活经历的双重眷念,那张绍琰可能更多地是出自于对眷村生活的怀念——这是一种对家乡的天然情感,加上张绍琰大学学的是社会学专业,中心新村便成为他很好的专业实践点。

张绍琰回忆,小学写家庭地址时,他很喜欢写下,“台湾省台北市北投区中心新村”,一长串的文字,“似乎有某种优越感,我确实以住在中心新村为骄傲”。

更多的眷村第三代没能像张绍琰这样,至今仍然住在眷村中,他们的生活轨迹已经与普通台湾人无异。不过,明年,北投中心新村的人们也将搬走,住进位于北投区中心的安置楼房,而原本的房屋,可能将被保护起来。“现在,是做成文化馆还是其他,最终方案还没有定下来。”张聿文告诉探针,但不论如何,仍旧是不舍搬离。

张聿文说,现在中心新村里住着眷村一代、二代、三代,一共有五六十户,是难得的观察眷村历史的样本,以后,恐怕要再找到这样一个独特的社区已不可能。

在住户已经搬离、房屋被保存下来的三重一村,坚守的吕玉珍时常一个人在村巷里来回走动,这里是某某将军的房子,那里是民国哪一年又修过,四处是不可磨灭的痕迹,但她已难以碰到哪些老邻居,更多的是来此参观的游人和拍片子的各个剧组。

五天前,苏迪罗台风登陆台湾,三重一村和中心新村的老树断了许多树枝,清洁工清理了三天方才将道路清通,老人又会不时出现在夏日夕阳的巷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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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玉珍在三重一村,她身后是她最早曾经住过的房舍,现在已经空无一人。(王怡波摄)

撰稿:探针/王怡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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